“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中国答卷举世瞩目。通过持续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步伐，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在向新向优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为世界经济注入了稳定性。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如何读懂我国经济发展的亮点？如何更好把握未来几年发展的方向和着力点？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从增长之速看发展质效
记者：2026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为4.5%至5%，结合这一目标，您怎么看经济的质与效？增速变化的背后，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怎样的特点？
郑永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经济基数大，总量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即便按照4%的增速计算，也意味着有5万亿元以上经济增加值，一年的经济增量仍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相当。放眼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总共也仅有20个左右。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任何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数量型增长通常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基数小比较容易实现较快的增速。当经济体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增速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在高位。以美国为例，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过去20年绝大多数年份的实际GDP增速都在4%以下，长期平均增速仅为2%左右。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主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经济增速告别两位数的高增长，逐步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这是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主动调整应对。因为若一味追求数量型增长，会给自身资源的承载力带来严峻考验，也会对劳动力结构、经济整体质量等各方面带来诸多影响，经济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正在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就是为了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总的来说，评价今天和过去的经济增长，不能光看增速的不同，更要看到内涵的不同、背后发展逻辑的不同、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不同。
“失速论”“见顶论”言不符实
记者：近一段时间，西方舆论场上又出现了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某些媒体和学者鼓吹所谓“中国经济失速论”“中国经济见顶论”。我们应如何辨析这些声音？
郑永年：我国作为大型经济体，随着基数提高、底盘增大，增速放缓是一个自然过程，符合现代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可以说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被简单定义为“经济见顶”。总体来看，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今天的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机制一直在演进和发展。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劳动生产率始终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而后经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再到今天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每一次技术变革都形成了比前一阶段更显著的生产力跃升和更强劲的增长动能。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增长新动能正在持续释放，并没有显现出所谓的“顶点”或“上限”。
面对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的奇谈怪论，我们需要真正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有体制机制，能否持续推动发展动能转换、支撑经济增长，并为长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较之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我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强调均衡发展、协调发展，更有利于实现平稳可持续增长。相比之下，当前美国“科技右翼”主张彻底放松甚至放弃监管，任由资本无序扩张，资本垄断、贫富分化等一系列弊端日益凸显。历史地看，市场自由主义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我国所追求的发展，是统筹考虑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兼顾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并进。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既认识到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持续释放经济活力，又吸取了美国等经济体的经验教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一系列突出结构性矛盾。我们要在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的前提下保持有效治理，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长期来看，这样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支撑长远发展。通过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和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中国完全能够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产业体系完整性是优势所在
记者：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完整性”，您如何看待这一特征带来的优势？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的过程中，我国的制造业基础对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其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永年：从国际经验教训看，美国由于长期以来一系列战略选择偏差，逐步弱化了制造业，导致经济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尽管美国仍保留了一部分高端制造能力，但中低端制造业已经大幅流失。英国则更明显，几乎放弃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没有了制造业，实体经济被弱化，国民经济也就失去了坚实支撑。
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我国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又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我国拥有全部的工业门类，这一优势让我们得以保有齐全的产业链条、巨大的市场规模。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制造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虽然有的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但我们并不会因此一退了之。像美国那样单纯追求高科技产业而忽视产业基础和配套能力，并不可取。高科技产业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占比是有限的。像钢筋、水泥等传统行业，同样是制造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因为它们不“高端”就简单放弃。实际上，很多高科技产业对基础工程和产业配套的技术要求也很高。在某些领域，产业体系的整体协同能力比单一技术突破更重要。一些看似基础的产业不仅能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流程管理经验，有的还是其他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链条环节。这些产业不仅要留住，还要发展好。
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三者之间不是彼此替代，而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新技术新业态可以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可以为发展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一个真正有实力的经济体，不仅要有高端制造、高端产业，也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和配套体系的完整性和协同性，从低端、中端到高端都要齐备，这样的经济体才具备真正的硬核实力，才更具韧性和竞争力。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多元
记者：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发展，您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方面前景如何？
郑永年：人工智能本身不单单是一种技术和工具，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方法、一种生态。虽然人工智能本身也是一个产业，但更重要的是，它必须与其他产业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在于找到场景进行落地应用，实现数字技术、虚拟空间与实体经济更好结合。我们常常看到的人工智能应用，比如人工智能驱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应用于医学研究，甚至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都是同具体的应用场景相结合。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落地应用，能够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赋能传统产业、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形成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如果我们不重视应用场景，不能实现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会导致资源错配等问题，容易引发“一哄而上”的非理性投资，这一点需要特别警惕。
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闭源”“精英专属”等特征，发展空间受限。此外，尽管美国在一些高端产业依然有优势，但由于其自身制造业基础较弱，本土缺少部分生产制造环节，导致本土应用场景不足，只能向外部寻求应用空间，需要更多借助日本、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制造业较强的发达经济体的应用场景。
反观国内，人工智能落地需要的应用场景，正是我们的重要优势所在。我国不仅市场规模庞大，而且应用场景丰富多元，这一优势为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独特机遇。包括DeepSeek大模型在内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被全球广泛关注和使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
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对实体经济空间和数字经济空间的竞争。我国要抓住发展机遇、发挥既有优势，加快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深入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供给到市场需求之间更好匹配，为增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为世界提供“开源式”发展范式
记者：“中国人经济”这一提法近来进入大众视野引起广泛关注。在您看来，“中国人经济”背后体现出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能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什么借鉴？
郑永年：随着国际分工持续深化，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早年的欧洲、后来的北美，还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追赶这一世界潮流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中国人经济”是体现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提法。新形势下，我们不仅要做大做强中国经济，也要做大做强“中国人经济”，在关注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也要重视国民总收入（GNI）、海外收益、全球布局。
在我看来，“中国人经济”的意义，不仅是能为经济增长拓展增量空间，更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开源式”的发展逻辑。“中国人经济”绝不只是简单地“走出去”，更关键的是走出去之后做什么。比如，中国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实质上是中国产能、技术和发展经验“走出去”，以一种新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世界。从更深层次上来说，“中国人经济”蕴含着中国自古便有的“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今天中国发展起来了，但我们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抽掉，大搞垄断，不让别人发展，也不会像那些国家一样，在经济学理论、发展模式等方面以自有标准强加于人。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具有扩张性、侵略性甚至野蛮性，其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严重。二战结束以来，殖民体系早已瓦解多年，但有很大一部分国家依然没有发展起来，特别是长期处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实现发展。
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了和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为各国提供了一种“开源式”的发展范式。我们不会把自己的现代化经验作为单一固定模式输出强加给别人，而是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让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文明、文化和国情的需要，对发展经验进行调整、吸收和再创造，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自己不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同时允许其他国家借鉴我们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的“共同富裕”理念向国际层面作的某种延伸。如果只是我们富了，而其他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会加剧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局面。只有当我们富裕起来、其他国家也逐步富裕起来，中国与各国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这样的富裕才是可持续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世界经济带来新机遇、注入新动能。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采访：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常艳 李月华 整理：经济日报记者 李子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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